朋友送了两张今晚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在保利剧院演出《天鹅湖》的票。我试探地问我妈想不想去看？她只问了一句：“免费的吗？”我说，对啊，朋友送的。她一口应允，好啊。让我很是意外。

 

晚上，也不待我提点，自己就穿了一身套裙来找我。母亲平时穿得很随意，整个一家庭妇女的样子。但她的衣柜里一直有几套衣料款色都上乘的衣服，其中有些已陪她二十年了。也是她向我灌输的观点：女孩子买衣服，贵精不贵多，要有几套有档次的、永不过时的衣服。她的审美也确实好，她收藏的衣服，我也喜欢，大方典雅为主。她身形苗条，换了衣裳，一下子，就像换了个人。

 

《天鹅湖》，若干年前，就曾看过传统芭蕾舞版本。冰上芭蕾来演绎，舞蹈固然因它脚下的快速运动而更优美流畅，却不如脚踏实地的传统芭蕾能传递更细腻的感情。在情节、表演、道具、舞台布景方面也逊色很多，总的来说，和传统芭蕾比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简化版，走得也不是一个路数。

 

音乐自然好，何况剧院的音响价值不菲，效果比咱家音响好的何止百倍。单是音乐一缘由，足以让我欣然前往。老柴又是最煽情的，呼应着那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起伏不迭的音乐不断地冲击心脏，紧紧吸引着我，视觉和听觉都充分地开放。母亲在一旁默不作声的看，专注程度不比我低。半场休息的时候，我问她，好看吗？她神情愉悦，点点头，回答我说，很好看，真是美的享受。

 

我又有点诧异了。诚然，《天鹅湖》本来就是经典的通俗作品，老少咸宜，但我那习惯性的好问根由的思维依然运作起来。我开始回忆、收集那些早已湮灭于时光里的片断。就在不久前，奥运会如火如荼的进行期间，从不看赛事的我和天天抱着电视机看比赛的她茶楼喝茶，聊天时，她说最喜欢看的项目有乒乓球、排球、篮球、跳水和花样滑冰。原来，她是一直喜欢看冰上舞蹈。说起来，她老人家兴趣还真广泛，她甚至追看桌球的世界锦标赛，还粉那个世界排名第一呢。

 

今晚的表演出了两次错。一次，是女演员在一连串的旋转后急停却止步不住，惯性让她又往前踮了几步，不少观众没忍住笑声；另一次，则是两个斜排人字敞开时，左排最前面的女演员到位后竟然摔了一跤。幸好，观众都很宽容，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掌声照样不合时宜地响起。

 

看完演出，回家路上，聊到这两次失误，母亲说，她们心里肯定很难受了，尤其是那个摔跤的女孩子，观众的掌声都不一定能弥补回来。虽然有瑕疵，对于今晚的冰上芭蕾舞蹈，她依然啧啧称善。而我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正如我们去的路上，听着她对某个琐碎事情的牢骚，我也沉默不语。从小到大，我都不太像女儿，我更像儿子。我也一直认为，我和她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她的人缘极佳，和朋友相处总是受宠。而我从小就不合群，与周围人格格不入。

 

也许因为两人存在隔阂，这些年来，完全漠视了她的精神世界。我以为她和其他女人一样，只对肥皂剧感兴趣，为那些世俗故事唏嘘不已。

 

现在，正经地回忆，才想起，她也曾是半个文艺青年。年轻时，小说没少读，书没少听，现在一把年纪了，记性日益败坏，但说起三国人物的冤孽，她心里都有数，说到红楼两府里的是非，她也不亚于曹雪芹。

 

确实，这里有时代的原因。传统的文化结晶，在他们那一代人里，尚是流行的，普罗大众的，因此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娱乐不发达，唯一能消磨时光的，也只有文学以及文学的衍生物了。尤其是她这样分外清醒的人。十年运动，她几乎完全置身事外，当她身边许多同学都欢呼雀跃地全国串联并争当红卫兵之时，她坐在海边的大树下，纳凉、读书、织网。日复一日，不问世事。

 

我妈最爱的，其实还是听戏，最钟情黄梅戏，而我从小讨厌这些繁琐而缓慢的艺术。我记得，她是喜欢黄梅戏的精致造型、柔软腔调、抒情唱法和优美台词。最喜欢哪一出？应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戏剧，不论哪种，其实她都喜欢的，即使是在我听来很不耐烦的粤剧，她也能看得津津有味。除了戏剧，年轻时，她也迷过周旋的金嗓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过一部老式的收录机，那是家里最早的音响器材。关于八十年代初的记忆里，就有那部时常传出咿咿呀呀声的收录机，那是周旋的花好月圆。当年，这些录音带国内买不到，我妈只好托人从香港带回来。除了周旋，邓丽君也是她喜欢的。

 

喜欢戏剧，自然也就熟悉那些名角和他们的逸事。粤剧界有个名角红线女，我妈就很熟悉人家的一切八卦，说起来如数家珍。红线女是华南地区非常有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2001年还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获得了当年最杰出艺术家的终身成就奖。

 

平时只顾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废寝忘食地听古典音乐、看艺术电影，而“母亲”却渐渐化成一个符号和指令，像是一段程式。我的尽孝不过是根据命令去执行的规范动作。

 

若不是今晚同看《天鹅湖》，我都浑然忘却，母亲其实也是有颗审美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