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眼刚捕捉到光线的一瞬间，就由衷的，仿如一把火在里面闷烧般地感到一切是如此乏味，这一切不是我清晨醒来看到的事物，不是我的睡房，不是窗户，不是天花板，不是那盏紫红色的吊灯，我不是看到它们，尽管我的眼睛确实看到它们，但我所想的，却是范围更广阔，更高更远更抽象、不知道位置也不具形状的存在，这个一切是“生活以及生命”。

 

如此乏味和厌倦。我的脑子闪过了我的钢琴，闪过了勃拉姆斯，都是漂亮的名词，作用却是形容词：装饰美化，营造一个可以安心托付的生活。但，在一个无尽止地折磨人的梦境中醒来后，我第一个念头，甚至不是念头，而是直觉，就是看到形容词后的本质，那个被人为刻意修饰过的生活以及生命的本质，是乏味和厌倦。而这种乏味和厌倦，即使是钢琴和音乐都难以补偿。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奥维尔的缅甸、杜拉斯的西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词：孤独。

 

当直觉隐退，思维出现的时候，我开始回忆，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清晨如此拧巴。

 

先是那个梦。南亚的某个落后小国，我在旅行。肮脏破旧的小车站，一辆永远处于等待发车状态中的中巴，到处都是老鼠。它们肆无忌惮，如洪水下泄，从我脚边汹涌而过。惶恐，我跳着闪避它们，却在落脚的一刻，踩死了一只。恶心的要哭，不知道是谁的援手，终于把浑身颤抖、头皮发麻、生不如死的我扶到安全地带。怔怔地眼看着老鼠的大潮滚滚而过......后来，那辆传说中将上路的车终于被人发动起来，人陆续地上车，我也抱着行李走上去，在车的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乘客很多，我的左右都坐了人，结结实实地挨挤着我。我高悬的心，终于放下少许，车上不会有老鼠了。

 

结局当然是悲惨的。在车开动后不久，我的脊梁与座椅的靠背之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圆滚滚、温软的、移动的物体，它不断的钻，想逃出去，可四周一点空间没有。我骇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死在我这里，活着的老鼠，再让我恶心，起码还是活着的，但死去了，还血肉模糊的死去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痛恨畏惧一切死亡的东西，尤其是血肉模糊的死尸。抱着沉重的大包，我勉强的撑起身子，屁股稍稍离开了座位，给它留出逃亡的路线。那圆滚滚的东西果然过来了，可是，这车太矮太挤，我手上的东西太重，老鼠爬了一半发现是个死胡同，它不动了，蹲在那。六神无主，惊得魂飞魄散的我依然勉力撑着，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

 

这个回想起来心有余悸的梦。是它给这个明媚的清晨投下了最浓重的阴影？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我想到了昨天的两部电影。让人沮丧的电影。有人问我，电影还能看得人沮丧？我说，是的，有些电影拍出来就是存心让观众沮丧的。例如《荒野生存》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人的觉醒过程，是一个反文明反社会反压迫反奴役的过程。漫长的中世纪出现了裂缝后，文艺复兴以降，关于人和生存的思考便从来没有断过。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存的实质，都知道现实的困境，都知道文明的腐败，都知道社会的恶毒。可是，一波又一波的运动过去了，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抗争，对禁锢的破坏，最终都要回归到原来的位置。我们出走，我们边缘，却不知道走去哪里，也不知道归宿，没有目的地，没有方向。一百多年前，娜拉的出走已经给我们带来最大的问号：走了之后，去哪里？那个问号，至今没有答案。或者不能说没有答案，只是叫人忧伤，叫人绝望的答案。《荒野生存》就是这样一个叫人忧伤，叫人绝望的答案。没有什么比克里斯特的死，这样一种最原始的死法更让我沮丧了。我们早已不是我们的祖先那样的人了，离开了我们所仇恨的一切，生命就如野草一般脆弱。

 

只有年轻人还不甘心，不，只有优秀的年轻人还不甘心，我却早已投降了。还有什么安慰？音乐。但经过了一个鼠疫泛滥的梦后，我知道，音乐也是有限的，现象的一种，不能代替本质。

 

如果说《荒野生存》让我想到生存的困境，那么《霍乱时期的爱情》便让我看到爱情的困境。什么是爱情？版本太多。但是一段守候了51年的爱情，没有争议。如此极致，如此纯粹的爱情，原来丝毫不能感动人，只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对的，除了自恋，爱情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想投入某种感动里，某种信念里，偏执地坚持它，却完全不问其合情合理性。这就是爱情。我们为了爱而爱，不是为了对方而爱，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人而爱。

 

算了，都是毫无建设性的。一直以来，都是问题，没有答案。